從各國的法律制度分析，雖然法院在簽發臨時禁令時，會對申請人“勝訴的可能性”、“無法彌補的損失”、“簽發禁令對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影響”等諸多要素予以考量。然而，從目前的趨勢分析，法院在面對國際展會知識產權糾紛時，更傾向于保護權利人，以快速、及時的制止侵權。例如，近年來，歐盟為加強對專利的保護，完善了整個歐盟體系的專利法律制度，這些制度從總體上降低了法院簽發臨時禁令的門檻。以前申請人如欲向法院提出簽發臨時禁令的申請，必須證明其權利被侵犯以及侵權行為已發生的證據，即證據的要求是“確定侵權”，該申請才能獲得法院的準許：但從目前來看，只要申請人向法院表明侵權行為己發生或者可能發生，即其只要提供“疑似侵權”的證據，法院就會簽發臨時禁令。
　　同時，有些國家的法院在收到當事人的申請時，也改變了以往通知被申請人以給予其答辯機會的做法。以德國法院為例，2007年以前，法院在收到簽發臨時禁令的申請時，往往會通知被指控侵權的企業，此時被申請人就獲取了與申請人進行抗辯的機會，這可能導致其最終避免被采取臨時禁令措施；然而自2007年以后，很多德國法院如果認定申請人提供的證據足以使其頒發臨時禁令，就根本不通知被申請人，也不聽取被申請人的辯稱意見而直接簽發該禁令。從實踐分析，法院的這種做法非常契合國際展會的實際情況，鑒于國際展會的時限性特征，如果法院嚴格審查申請人提供的證據，做到侵權行為確定無疑再簽發臨時禁令；或者給予被申請人幾天的答辯時間，則可能導致法院在簽發臨時禁令時國際展會己經結束，此時禁令的頒發已變得毫無意義。因此，法院立場調整的積極意義極為明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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